中国—东盟合作模式 

《21世纪》：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也是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10周年。你如何评价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

林玉唐：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经济贸易合作方面，双方多年来保持着良好势头，双边贸易额从2003年的782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9753亿美元，增幅约12倍。

伴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立，以及之后的自贸区升级至2.0版，以及目前洽谈中的3.0版，双方成为了彼此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我们还有生效一年多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以及最具成效的经济共同体之一。伴随双边不断深化的务实合作，双方将在基础设施建设、创新科技、金融、农业等领域达成更多的合作协议。 

同时，“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概念，实际上符合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区域合作模式，也是这一模式的和平对外扩展，以增加友好的朋友圈，共同应对当下的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这些发展模式的成功与再复制，显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响应着多边主义与互利互惠精神，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面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尤其在疫情期间，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再次展现了团结和紧密的关系。双方共同努力，分享抗疫经验、提供医疗援助，为维护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21世纪》：中国连续14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双方连续三年互为最大贸易国。今年6月，RCEP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您认为这将对双方经贸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林玉唐：随着RCEP的全面生效，中国与东盟在经贸合作上将能获得更进一步的贸易便利化。虽然已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但RCEP依然提供着额外的关税降低和贸易壁垒的减少，这有助于双边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升。同时，更多商品纳入零关税范围，有助于双方企业更轻松地拓展市场，促进双向贸易的稳步增长。 

其次，RCEP有助于打造更加紧密的产业链。RCEP的原产地规则，将让区域内的产业链取得更紧密的合作；通过原产地规则，可以有效降低区域间制造与生产成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互补发展。同时，这也可以推动区域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并借助相关优势应对国际局势变化与地缘政治风险等挑战。

第三，RCEP有助于推动区域的投资合作。RCEP的政策不仅覆盖贸易领域，还包括投资领域的合作。RCEP将有助于双边企业在投资所在地开展投资，包括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法律环境等，推动双向投资合作迈上新台阶。而原产地规则的优势发挥，也能进一步带动区域内的跨境、跨国投资。

第四，RCEP有助于提升区域内的数字经济发展。RCEP涉及数字贸易、电子商务等现代经济领域的合作。在RCEP下，区域内国家应抓住数字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的发展机遇，对传统贸易进行数字化改造。 

计划投资150亿打造东盟国际生态城

《21世纪》：你是马来西亚发林集团的创始人之一。能否谈谈你的创业经历?发林集团目前在中国的经营状况如何?

林玉唐：在马来西亚槟城，“发林（FARLIM）”可谓家喻户晓，其中在槟城打造的艾依淡新镇（Bandar Baru Ayer Itam），也被民众直接称为“发林”，而几乎忘了城镇原本的名字。

发林集团1982年创立，开始在槟城开发房屋，精心打造一个亚依新淡市镇，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后，把一片荒芜的芭蕉地发展成为新兴房屋业区，现阶段亚依新淡市是槟城人口最兴旺的卫星市镇之一。

发林集团在马来西亚的项目，从槟城延伸至马来西亚各州属，并发展到中国。目前，发林集团的控股公司——发林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了山东发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并在山东德州市齐河县开发总体15000亩的东盟国际生态城项目。 

2010年5月，我们与山东德州市政府和齐河县政府签署协议，在齐河县黄河国际生态城中圈定约10平方公里的地段，用以打造东盟国际生态城。我们认为，若要强化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合作，必须要在中国北方腹地打造一个经贸与投资交流平台。作为人口、经济与文化大省的山东，就具备了当中的有利条件。

经过多年的努力开发，东盟国际生态城首期项目“东盟之窗”已在2018年底竣工。目前东盟文化会展中心、温泉酒店已经开始使用，并多次承办官方重要活动。同时，东盟风情商业街、东盟人居环境区，东盟文化教育中心、东盟企业总部、商贸和会议中心等，近期亦在规划发展中。东盟国际生态城的总投资预计超过150亿元人民币，为当地社区发展，以及对接东盟市场商机等带来重要的发展契机。 

《21世纪》：你认为应该如何吸引马来西亚企业和资本来到中国?

林玉唐：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进行探讨。

其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积极提供优惠政策和投资环境。中国可以通过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简化投资程序、提高透明度等方式，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马来西亚企业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

其二，简化双边商务入境程序。目前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入境都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可以考虑先开放落地签证，之后再推动双边免签，或以商务人员往来作为优先试点。

其三，设立合作平台，提供及时咨询。可以考虑建设更多的双边合作平台，如人才交流集团、创新中心、技术交流机构等，促进两国企业更加紧密地合作。同时，为马来西亚企业提供技术培训和合作机会，加强中马两国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的合作，共同推动两国经济的发展。 

中企可参与东盟制造业转型与数字经济

《21世纪》：你看好中国的哪些行业?

林玉唐：目前来说，中国有几个重点产业有非常庞大的发展商机。 

第一是绿色经济，包括新能源和清洁技术。中国正在加大对新能源和清洁技术的投资和研发，以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包括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等领域。绿色能源也是中国与东盟双边未来合作的重心之一。其中，电力互联互通、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能力建设等，将是未来具体的发展方向。 

中国可以通过技术合作、资源共享等，助力东盟国家在绿色能源的转型与发展，推动更大的市场效益。马来西亚企业可以考虑参与中国的清洁技术项目，分享双方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术和经验。 

第二是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电子商务的效益规模近年来大幅提升，在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助力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促进疫后经济复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在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正在推动各行各业的创新。马来西亚企业可以与中国企业合作，共同探索数字化转型和科技创新的机遇。 

第三是医疗养生健康产业。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中国对医疗健康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合作领域可以涵盖医疗设备、医疗服务、远程医疗等。马来西亚在医疗领域拥有一定的实力，并多次成为区域医疗旅游产业的重点市场，可以为中国市场提供高质量的医疗产品和服务。

《21世纪》：东盟主要经济体目前在进行哪些产业转移和升级?中国企业可以如何参与其中?

林玉唐：东盟主要经济体目前正在进行制造业转型和数字经济。

第一，制造业转移，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高附加价值型，推动自动化与工业化4.0。目前东盟国家只有新加坡已经走向高附加价值的制造业，而马来西亚、泰国等仍在转型的阶段。至于拥有人口红利的国家，诸如印尼、越南等，目前仍在享受着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的红利。

第二，数字经济。虽然东盟国家在电商发展上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相较于中国在数字经济上的优势，许多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发展仍在规划中，这包括5G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的发展。 

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合作，即与东盟国家企业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创新和技术升级；投资合作，在东盟国家投资建设生产基地，共享当地资源和市场机会；供应链参与，参与东盟地区的供应链，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人才培训，为东盟国家培训专业人才，提升其在新兴产业中的竞争力等方式参与上述产业转移或升级的过程。

《21世纪》：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你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哪些方面促进了中国—东盟的合作发展? 

林玉唐：“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促进有着显著的影响。 

首先，倡议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以马来西亚来说，东海岸铁路的建设，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所推动的关键项目。其他东盟国家也有许多基础设施项目正在进行，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促进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也提高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水平。

其次，提升贸易与投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便利化，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同时也鼓励了更多的双边投资合作。中国企业通过投资于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制造业和其他领域，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经济联系。

再者，带动民心相通的人文交流。“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文明互鉴和人文交流。通过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人际关系更加紧密，促进了相互理解与友谊。

在我看来，“一带一路”倡议还推动了区域安全与稳定，促进金融合作，共同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等。

《21世纪》：当前世界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您认为中国—东盟合作面临哪些挑战?应该坚持哪些共识?

林玉唐：地缘政治风险的升温，中美贸易争端，科技资源竞争，全球卫生挑战等等问题，都是在这动荡环境下，中国与东盟需面对的风险与挑战。

应对这些挑战，中国与东盟应该继续支持和维护多边主义，通过国际组织和平台解决问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同时，双边也应该积极开展务实的合作与对话，加强双方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合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推动共同利益。

此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应该具备长远的思维，以可持续发展为方向，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环境问题等共同面临的挑战。只要中国与东盟能同心协力，无疑将可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促进相互合作，实现共同繁荣。